地緣政治驅動全球產業變遷下，歐洲國家與臺灣科技合作的腳步益繁。早在1996年，工研院即設立歐洲辦公室，為臺歐科研合作播下了種子。作為代表臺灣科研機構在歐洲的門戶，從早期技術探索、設點摸索，到逐步串聯歐洲科研機構與產業網絡，見證工研院的創新與產業化能力，奠定歐洲互利互補的深厚合作基礎。
1990年代初期，臺灣半導體、資訊電子與通訊產業逐漸成熟，製造能量快速累積，然而面對全球產業競爭，倚賴「買技術、引技術」的傳統思維，已不足以支撐新一階段的戰略化產業升級。
1994年起，工研院將國際化納入重要經營策略，逐步思考如何從臺灣出發，與歐洲深厚的基礎研究、應用研發與產業創新能量接軌。1996年，工研院於德國柏林設立歐洲辦公室，這座海外門戶從最初的技術探索起步，逐步發展為共同研發、場域驗證與供應鏈合作，也為臺灣的科技產業打開一條連結世界的通道。
策略轉念 啟動國際化布局
歐洲辦公室的成立，代表工研院海外布局邁出重要一步，但國際化的構想，並未馬上獲得理解。工研院前院長史欽泰回憶，當時外界對國際合作的想像，多半停留在「找到技術、引進技術」，就連工研院內部也不乏質疑的聲音：「既然工研院的任務是在服務臺灣產業，為何還需要走向海外？」
「如果臺灣要在世界占一席之地，我們就不能只停留在國內。」史欽泰堅定指出，1994年前後，臺灣的半導體與資訊電子產品已陸續打入歐洲市場，臺歐互動已非單方面的技術輸入，他強調，「若要真正站在產業前端，工研院必須用自己的技術能量推動合作，在國際舞台上共同定義問題、共同開發解方。」
這個國際化的策略轉念，讓工研院的海外布局從初期在美國與日本採購、接觸與技術搜尋，逐步轉向更具整合性的國際合作。相較於對美國與日本已有成熟的合作基礎，歐洲則因國家眾多、制度、文化各異，科技政策、產業結構與合作習慣都更為複雜，當時工研院內各研究所雖已與歐洲不同單位建立交流關係，但多半仰賴個別研究團隊自行接觸，資源分散，也不容易形成整體布局。
統一對歐窗口 展現科研合作意願實力
因此史欽泰意識到，若要真正進入歐洲科研產業網絡，需要建立一個能代表工研院整體對外溝通的單一窗口，將各所既有資源連結整合。柏林辦公室的設立，正是工研院揮軍歐洲科研及產業網路的戰略中樞。
然而，在風氣保守的歐洲科研界扎根談何容易。當時任職德國科研機構Fraunhofer柏林設計及製造研究所主管，後銜命為工研院在柏林開疆拓土的工研院顧問謝良翰還記得，歐洲辦公室草創之初，從租辦公室、行政登記、招募、訓練員工、建立聯絡網，到釐清制度、文化與合作習慣，每一步都得重新摸索，而他很清楚被賦予的重任：「對內，歐洲辦公室必須證明統一窗口的必要性；對外，則要讓歐洲夥伴看見臺灣具備研發實力，也擁有商品化、量產與產業落地的能力。」
「隨著幾項具體合作案陸續完成，院內逐漸建立信心，歐洲夥伴也開始看見臺灣研發體系的執行力。」謝良翰說，這些合作經驗讓工研院摸索出臺歐之間的互補關係，其中，真正讓歐洲對臺灣刮目相看的，是與俄羅斯科學院（RAS）的合作。
共同研發 臺歐合作互補互利
俄羅斯科學院成立於1724年，是世界最頂尖研究機構之一，擁有370個研究所與上萬名研究人員。「當時臺歐俄科研做成的第一樁重要合作，就是與俄國建立互補性的共同研發模式，」謝良翰說明，由俄方負責前端的理論科學研究，臺灣則發揮強大的工程化能力，負責原型開發、製程導入與商品化量產。「如此分工，剛好對應雙方優勢，俄羅斯長於基礎研究與理論發展，臺灣擅長工程化、商品化與市場應用。」
謝良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要屬2000年，邀請當時俄羅斯科學院副院長，也是半導體大師的阿菲洛夫（Zhores Alferov）來臺，並帶他實地走訪臺灣LED磊晶廠。看著先進的生產線，這位科學家眼淚幾乎掉了下來，「他緊握著我的手感嘆，『我研究了一輩子的理論，沒想到臺灣人把我的理論商品化，甚至外銷到歐洲！我們一定要共同合作。』」
這次歷史性的訪臺後不到3個月，阿菲洛夫便戴上諾貝爾物理學獎桂冠。這段臺歐技術交融的「黃金時代」，不僅為工研院引進了前瞻奈米材料技術，更向世界證明，臺灣樂於與他人分享、共創雙贏價值的「合作DNA」，是全球創新生態系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拼圖。
接軌歐洲研發創新組織 產業化能力成標竿
在共同研發模式奠定互信後，工研院進一步將觸角延伸至具有航海拓荒精神、思維開放的荷蘭。1997年間，史欽泰率工研院團隊赴荷蘭考察，在一間規模不大的新創企業裡，發現其員工居然來自近10個不同的國家。這種多文化（Multicultural）、跨領域的研發生態，讓史欽泰深深感到，歐洲是充滿潛力，值得深入探索的區域。
為了深化扎根，工研院於2003年也受當時任主席的荷蘭研發機構TNO邀請加入歐洲研究與技術組織協會（EARTO）。這個由歐洲300多個研究與技術組織（RTO）組成的「應用科技俱樂部」，成為工研院展現技術行銷的絕佳舞台。史欽泰也分享一段趣事，早期EARTO各國機構提議進行彼此營運與技術指標的比較研究（Benchmark），工研院在「產業化落地」指標的驚人表現，一度讓許多歷史悠久的歐洲機構大感震驚，甚至打趣地表示「不敢再比」。
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國際長周瑞貞呼應，時至今日，工研院已連續數年與歐洲前十強的科技研發機構展開深度、對等合作，甚至也成為英國在建立新型科研機構時，與德國Fraunhofer齊名的國際標竿。
轉化產業化經驗 升級科技服務
隨著近年來AI、淨零碳排與半導體先進製程的浪潮席捲全球，歐洲與臺灣的合作大門正前所未有地敞開。面對歐洲各國積極尋求「再工業化」與區域產業自主的迫切需求，臺灣有更多與歐洲並肩合作的機會。史欽泰認為，工研院應積極思考如何將「產業化經驗」轉化為高價值的「全球科技服務」。
「面對新時代，我們不能只為臺灣服務，而是在不損及國家利益的前提下，用自己的力量做國際化。」史欽泰期待，從科技研發到政策智庫，工研院或許可嘗試走出地緣政治的局限，學習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（IMEC）等機構面向全球的胸懷。
走過30年，工研院歐洲辦公室已從最初的技術探索窗口，蛻變為臺歐科研及價值共創的橋樑，近年來，臺灣半導體、資通訊科技、技術產業化能力被世界認可，雙邊合作越來越緊密，臺歐雙方都在用行動證明，科技研發的價值不在於封閉掠奪，而在於友誼共享、價值共創。這場由柏林延伸至全歐的臺灣產業科技風潮，將持續強化臺歐供應鏈韌性，開創下一個30年共榮局面。
